高盛等機構預測，下一個蔓延全球的大危機將發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糧食就在其中。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似乎將2007年曾一度占據媒體焦點的糧食安全問題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正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機構預測的，下一個蔓延全球的大危機將發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糧食就在其中。
中國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個饑荒頻發的國家。從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的2019年中，有記載的饑荒就有1828次，平均每13個月就會發生一次饑荒。
13年前美國學者布朗所寫的《誰來養活中國?》一文引發了國內外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關注。2006年日本較權威的“丸紅經濟研究所”所長柴田明夫向全日本發出警告：再過十幾年日本人餐桌上的生魚片、壽司、豬肉排很可能消失，只有特權階層才能偶爾一嘗，取而代之的是饑荒年代的食譜：米飯加咸菜。柴田一再強調，造成這一恐慌的“罪魁禍首”是中國。
布朗、柴田等人的“中國糧食威脅論”顯然是可質疑的，但也為我們敲響了糧食安全的警鐘。布朗、柴田對中國糧食問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對中國人的關心，而是由于擔心中國糧食問題會波及本國。但對其憂慮，我們應該予以重視。畢竟是同住地球村，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當前威脅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
雖然嚴格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使中國進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但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2017年，預計人口數量將達15億，相當于1900年的世界人口總和。這意味著今后十幾年，中國每年將給世界增加800萬-1000萬人口。如果按照現在的糧食單產產量4000公斤/公頃來計算的話，則每年僅養活新增人口就需要增加80-100萬公頃的土地。這還沒有考慮到人們糧食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
二是耕地的減少。
首先是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耕地面積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呈現凈減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在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濟快速發展態勢中被強化。在過去20年里，中國耕地以年均20萬公頃的速度遞減，相當于每年減少了500萬人口糧。2007年9月中旬到2007年年底，國土資源部專門部署了全國土地執法的百日行動，結果發現違法違規侵占土地的數量驚人：清理出來的違法違規的案件宗數是32000件，涉及土地數百萬畝。在被侵占的土地中，大量農業用地被開發成了小產權房。截止到2006年，耕地面積如果再損失1.5%，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就將失守。而這18億畝耕地保障了中國85%的糧食供給。一旦這一底線被突破，國內糧食不能自給自足，那么中國也將在糧食問題上面臨受制于人的風險。
其次是耕地質量的退化。因為所減少的耕地絕大部分是城鎮鄉村周邊產出能力較高的良田好地，即使通過“占一補一”的方式在耕地數量上能保持“平衡”，整體質量水平也在不斷弱化。另一方面，耕地質量的退化也表現在水土流失、污染和鹽堿化、沙化、土壤養分的失調及物理形狀的惡化方面，耕地質量的下降對糧食產量增加構成威脅。
三是水資源短缺。、
中國水資源首先在自然分布上就呈現出極其不平衡的狀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耕地面積占36%，水資源卻占81%；淮河以北地區耕地面積占64%，而水資源僅占19%。北方農區水資源短缺最甚的要數黃河流域。而降水量最少的是黃河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區，年蒸發量為2000毫米，旱作農區的灌溉農業發展將受到限制。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先天不足，僅為世界人均的1/4左右。近年來，人均水資源量從2001年的2112.5立方米/人下降到2005年的2097.8立方米/人，而用水總量從2001年的5567.4億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5572.6億立方米。現在對水資源的需求已超過了河流和蓄水層所能維持的持續開采量。
四是消費結構的升級。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膳食結構的改善，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費谷物轉向間接消費谷物，即消費更多的肉、蛋、奶和糧食加工產品。而消費更多的畜禽產品則意味著更多的糧食（通常2公斤糧食才能產出1公斤雞肉，4公斤糧食才能產出1公斤豬肉）。加上酒類的消費，中國的糧食消費（包括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必然會大幅度攀升。此外，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糧食需求量也將大幅增加。據估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全國工業用糧增加1.81%，飼料用糧增加1.0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將帶動糧食消費量的增加。
事實上，中國一些沿海地區的糧食消費水平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產率的提高非常有限。
30年前，中國的水稻單產僅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水稻平均單產已超過了每公頃4噸，與日本的差距已經被大大的縮短了。從1950年至1980年，美國的小麥產量都遠遠高于中國，但在1978年，中國的農業改革提高了小麥產量，并使之超過了美國。但由于缺水，北方小麥產區灌溉量下降，產量的增加逐漸變得困難起來。目前我國的玉米單產雖然還只有美國的60%。因此，在耕地生產率提高幅度有限，耕地面積增加難度日益加大的現實面前，可以預料，中國的作物產量在今后的幾十年中肯定會提高，但幅度不會太大。
六是自然災害。
中國自然災害頻發，尚未徹底擺脫“靠天吃飯”的狀態，糧食產量難以穩定。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得各種自然災害襲擊我國也越來越頻繁，目前，全國水土流失總面積已經達到49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51.25%。其中，水蝕面積179.42萬平方公里。我國的糧食受災面積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00萬公頃上升為90年代的4942萬公頃，受災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由50年代的42%上升到90年代的50%。
1998年的洪澇災害，全國有28個省市自治區遭災，2150多萬公頃的農作物受災。我國因自然災害糧食減產量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380萬噸增加到90年代平均每年2300萬噸，其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由50年代的2.1%上升到90年代的5%。
據預測，由于受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以及厄爾尼諾等現象的影響，中國將進入自然災害頻發時期，水土流失和洪澇災害有加劇的趨勢。
七是糧食政策未達預期目的。
中國先后出臺的穩定糧食種植面積、保證糧食產量，以達到糧食安全目標的重要政策主要有兩項：其一是糧食保護價政策，其二是糧食直補政策。這兩項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糧農的積極性，增加了糧食產量，但是從經濟角度分析，政策并未達到預期目標：
首先，糧食種植面積并未增加。當前，中國農民收入仍然較低，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3倍。而糧食種植的比較收益低于經濟作物，農民為提高收入，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調減糧食種植面積是其必然的選擇。雖然糧食保護價政策和直補政策對糧農進行了一定的補貼，但是由于補貼金額和經濟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較大的差額，所以農民并不會因這兩項政策的出臺而大量增加糧食種植面積。
其次，政策成本較大，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臺的糧食保護價政策，本是為了保護糧農的收益，但是客觀上造成了國有糧食企業的壟斷地位。國有糧食企業進行壓級壓價收購或拒絕收購，嚴重地損害了糧農利益，糧農因此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直補政策是將補貼資金直接補入農戶，但是由于農戶數量巨大，且糧食種植面積核對、資金入戶都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政策執行成本急劇增加在所難免。有些地方政府為減少政策執行成本，直接按人均分，或按戶均耕地面積均分，使糧食補貼未真正補貼糧食生產，且額度較小（每畝10元左右），難以增加糧食生產積極性。
八是新型耗糧工業的發展。
世界化石能源價格的持續飆升，誘發了人們對于替代能源的興趣和需求，利用糧食作物作為原料生產能源已經成為人們一項重要的可行性選擇。但是，在現有糧食生產狀況下，將糧食作物大規模用于工業生產將加劇人類食品或動物飼料供應的緊張狀況。
近年來，中國的玉米種植地區紛紛建起大大小小的乙醇廠。它們為了生產，開始跟動物飼料生產商搶奪原材料。根據國家發改委2006年12月公布的統計數字，2005年，工業加工消耗的玉米多達2300萬噸，幾乎占當年中國玉米產量的16.5%，比2001年增加了近一倍。玉米加工業的過快發展，導致玉米需求量上升和飼料供求關系緊張，結果造成了玉米短缺。盡管2006年中國玉米是大豐收的，但大連商品交易所的玉米價格在過去9個月里上漲了30%。玉米價格的上漲還進一步帶動了豬肉價格的上漲。
在從2006年5月到2007年5月一年時間內，豬肉漲了29%，生豬價格飆漲了71%。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不能利用糧食生產燃料，因為糧食安全比能源更重要，而且對于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糧食有著更加重要的政治意義。2006年12月底，中國政府叫停了所有的在建項目，規定今后所有生物燃料乙醇項目建設必須經國家有關部門審批。
當然，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擔憂也許是在杞人憂天。正如茅于軾先生在《中國真要經受這么多危機嗎?》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中國很多危機都是虛擬的，中國人好像是生活在危機之中，這樣反而是掩蓋了真正的危機，其實所謂的糧食危機并不存在。“如果有市場，全世界一點也不缺糧”，“根本原因不是糧食生產不出來，而是沒有錢，或者雖然有錢但是拿錢買不到糧食，而是因為糧食沒有市場”。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警鐘長鳴才能安全！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似乎將2007年曾一度占據媒體焦點的糧食安全問題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正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機構預測的，下一個蔓延全球的大危機將發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糧食就在其中。
中國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個饑荒頻發的國家。從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的2019年中，有記載的饑荒就有1828次，平均每13個月就會發生一次饑荒。
13年前美國學者布朗所寫的《誰來養活中國?》一文引發了國內外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關注。2006年日本較權威的“丸紅經濟研究所”所長柴田明夫向全日本發出警告：再過十幾年日本人餐桌上的生魚片、壽司、豬肉排很可能消失，只有特權階層才能偶爾一嘗，取而代之的是饑荒年代的食譜：米飯加咸菜。柴田一再強調，造成這一恐慌的“罪魁禍首”是中國。
布朗、柴田等人的“中國糧食威脅論”顯然是可質疑的，但也為我們敲響了糧食安全的警鐘。布朗、柴田對中國糧食問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對中國人的關心，而是由于擔心中國糧食問題會波及本國。但對其憂慮，我們應該予以重視。畢竟是同住地球村，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當前威脅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
雖然嚴格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使中國進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但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2017年，預計人口數量將達15億，相當于1900年的世界人口總和。這意味著今后十幾年，中國每年將給世界增加800萬-1000萬人口。如果按照現在的糧食單產產量4000公斤/公頃來計算的話，則每年僅養活新增人口就需要增加80-100萬公頃的土地。這還沒有考慮到人們糧食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
二是耕地的減少。
首先是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耕地面積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呈現凈減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在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濟快速發展態勢中被強化。在過去20年里，中國耕地以年均20萬公頃的速度遞減，相當于每年減少了500萬人口糧。2007年9月中旬到2007年年底，國土資源部專門部署了全國土地執法的百日行動，結果發現違法違規侵占土地的數量驚人：清理出來的違法違規的案件宗數是32000件，涉及土地數百萬畝。在被侵占的土地中，大量農業用地被開發成了小產權房。截止到2006年，耕地面積如果再損失1.5%，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就將失守。而這18億畝耕地保障了中國85%的糧食供給。一旦這一底線被突破，國內糧食不能自給自足，那么中國也將在糧食問題上面臨受制于人的風險。
其次是耕地質量的退化。因為所減少的耕地絕大部分是城鎮鄉村周邊產出能力較高的良田好地，即使通過“占一補一”的方式在耕地數量上能保持“平衡”，整體質量水平也在不斷弱化。另一方面，耕地質量的退化也表現在水土流失、污染和鹽堿化、沙化、土壤養分的失調及物理形狀的惡化方面，耕地質量的下降對糧食產量增加構成威脅。
三是水資源短缺。、
中國水資源首先在自然分布上就呈現出極其不平衡的狀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耕地面積占36%，水資源卻占81%；淮河以北地區耕地面積占64%，而水資源僅占19%。北方農區水資源短缺最甚的要數黃河流域。而降水量最少的是黃河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區，年蒸發量為2000毫米，旱作農區的灌溉農業發展將受到限制。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先天不足，僅為世界人均的1/4左右。近年來，人均水資源量從2001年的2112.5立方米/人下降到2005年的2097.8立方米/人，而用水總量從2001年的5567.4億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5572.6億立方米。現在對水資源的需求已超過了河流和蓄水層所能維持的持續開采量。
四是消費結構的升級。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膳食結構的改善，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費谷物轉向間接消費谷物，即消費更多的肉、蛋、奶和糧食加工產品。而消費更多的畜禽產品則意味著更多的糧食（通常2公斤糧食才能產出1公斤雞肉，4公斤糧食才能產出1公斤豬肉）。加上酒類的消費，中國的糧食消費（包括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必然會大幅度攀升。此外，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糧食需求量也將大幅增加。據估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全國工業用糧增加1.81%，飼料用糧增加1.0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將帶動糧食消費量的增加。
事實上，中國一些沿海地區的糧食消費水平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產率的提高非常有限。
30年前，中國的水稻單產僅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水稻平均單產已超過了每公頃4噸，與日本的差距已經被大大的縮短了。從1950年至1980年，美國的小麥產量都遠遠高于中國，但在1978年，中國的農業改革提高了小麥產量，并使之超過了美國。但由于缺水，北方小麥產區灌溉量下降，產量的增加逐漸變得困難起來。目前我國的玉米單產雖然還只有美國的60%。因此，在耕地生產率提高幅度有限，耕地面積增加難度日益加大的現實面前，可以預料，中國的作物產量在今后的幾十年中肯定會提高，但幅度不會太大。
六是自然災害。
中國自然災害頻發，尚未徹底擺脫“靠天吃飯”的狀態，糧食產量難以穩定。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得各種自然災害襲擊我國也越來越頻繁，目前，全國水土流失總面積已經達到49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51.25%。其中，水蝕面積179.42萬平方公里。我國的糧食受災面積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00萬公頃上升為90年代的4942萬公頃，受災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由50年代的42%上升到90年代的50%。
1998年的洪澇災害，全國有28個省市自治區遭災，2150多萬公頃的農作物受災。我國因自然災害糧食減產量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380萬噸增加到90年代平均每年2300萬噸，其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由50年代的2.1%上升到90年代的5%。
據預測，由于受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以及厄爾尼諾等現象的影響，中國將進入自然災害頻發時期，水土流失和洪澇災害有加劇的趨勢。
七是糧食政策未達預期目的。
中國先后出臺的穩定糧食種植面積、保證糧食產量，以達到糧食安全目標的重要政策主要有兩項：其一是糧食保護價政策，其二是糧食直補政策。這兩項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糧農的積極性，增加了糧食產量，但是從經濟角度分析，政策并未達到預期目標：
首先，糧食種植面積并未增加。當前，中國農民收入仍然較低，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3倍。而糧食種植的比較收益低于經濟作物，農民為提高收入，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調減糧食種植面積是其必然的選擇。雖然糧食保護價政策和直補政策對糧農進行了一定的補貼，但是由于補貼金額和經濟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較大的差額，所以農民并不會因這兩項政策的出臺而大量增加糧食種植面積。
其次，政策成本較大，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臺的糧食保護價政策，本是為了保護糧農的收益，但是客觀上造成了國有糧食企業的壟斷地位。國有糧食企業進行壓級壓價收購或拒絕收購，嚴重地損害了糧農利益，糧農因此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直補政策是將補貼資金直接補入農戶，但是由于農戶數量巨大，且糧食種植面積核對、資金入戶都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政策執行成本急劇增加在所難免。有些地方政府為減少政策執行成本，直接按人均分，或按戶均耕地面積均分，使糧食補貼未真正補貼糧食生產，且額度較小（每畝10元左右），難以增加糧食生產積極性。
八是新型耗糧工業的發展。
世界化石能源價格的持續飆升，誘發了人們對于替代能源的興趣和需求，利用糧食作物作為原料生產能源已經成為人們一項重要的可行性選擇。但是，在現有糧食生產狀況下，將糧食作物大規模用于工業生產將加劇人類食品或動物飼料供應的緊張狀況。
近年來，中國的玉米種植地區紛紛建起大大小小的乙醇廠。它們為了生產，開始跟動物飼料生產商搶奪原材料。根據國家發改委2006年12月公布的統計數字，2005年，工業加工消耗的玉米多達2300萬噸，幾乎占當年中國玉米產量的16.5%，比2001年增加了近一倍。玉米加工業的過快發展，導致玉米需求量上升和飼料供求關系緊張，結果造成了玉米短缺。盡管2006年中國玉米是大豐收的，但大連商品交易所的玉米價格在過去9個月里上漲了30%。玉米價格的上漲還進一步帶動了豬肉價格的上漲。
在從2006年5月到2007年5月一年時間內，豬肉漲了29%，生豬價格飆漲了71%。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不能利用糧食生產燃料，因為糧食安全比能源更重要，而且對于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糧食有著更加重要的政治意義。2006年12月底，中國政府叫停了所有的在建項目，規定今后所有生物燃料乙醇項目建設必須經國家有關部門審批。
當然，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擔憂也許是在杞人憂天。正如茅于軾先生在《中國真要經受這么多危機嗎?》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中國很多危機都是虛擬的，中國人好像是生活在危機之中，這樣反而是掩蓋了真正的危機，其實所謂的糧食危機并不存在。“如果有市場，全世界一點也不缺糧”，“根本原因不是糧食生產不出來，而是沒有錢，或者雖然有錢但是拿錢買不到糧食，而是因為糧食沒有市場”。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警鐘長鳴才能安全！
